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傅庆涛:刑辩与涉案财产处置的一体化
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辩护工作通常被理解为围绕定罪量刑展开,而涉案财物的认定与执行往往处于从属位置。但在涉案金额较大的案件中,财产结果对当事人的影响,常常不亚于刑期本身。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傅庆涛律师提出,刑事辩护与涉案财产处置是否应当由同一团队承担,应结合案件是否涉财、财产类型是否复杂来判断,而非一概而论。
先把两种服务结构说清楚。第一种是传统刑辩:从侦查阶段介入,做会见、阅卷、取证、出庭,目标是争取无罪、不起诉、缓刑或者较轻的刑罚。第二种是一体化:在辩护的同时,系统处理涉案财物的甄别、异议、解封、返还、执行回转。
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接力的关系。问题在于,接力棒交接的地方最容易掉棒——判决生效的那一刻,辩护律师的工作通常结束了,而财产处置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当事人如果事先没有安排,就会在这个空档里失去主动权。
一、只做刑辩的律师,强在哪里
从办案情况看,专注带来的是熟练。一个长期只做刑事辩护的律师,对证据规则的运用、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对量刑情节的挖掘,通常更到位。他知道什么样的辩点容易被采纳、什么样的表述会引起反感,也知道在什么阶段说什么话最有效。
这种熟练在「纯人身」案件里的价值最大:事实争议集中于行为本身,财产问题简单(可能只有一笔罚金),那么专注刑辩就是最优选择。把这类案件交给一个「什么都能做」的律师,反而可能不如交给一个只做刑辩的。
二、只做刑辩的律师,短在哪里
记者了解到,短处出现在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判决之前的财产甄别。涉案财物的认定不是判决时才发生的,它在侦查阶段就开始了:哪些账户被冻结、哪些房产被查封、哪些股权被限制转让。如果辩护律师不熟悉涉案财物的认定规则,他很难在辩护意见中对财产部分提出有效的甄别意见——而这部分意见,恰恰是后续执行阶段主张权利的基础。
第二个是判决之后的处置程序。财产处置有一套独立流程:评估、拍卖、变卖、价款分配、案外人异议、执行回转。这套程序的规则与刑事审判规则不同,管辖的部门也不同。一个只做辩护的律师,通常不熟悉这些节点,也不清楚在什么时点提什么申请。
据介绍,结果就是前面说的「人出来了、钱没保住」:辩护工作完成得不错,但当事人家庭的实际损失远超预期。
三、一体化的价值,不是「什么都能做」,而是「早知道会怎样」
一体化最实际的价值,不在于律师能不能亲自去办执行案件,而在于他在辩护阶段就知道执行阶段会发生什么。
据披露,举个具体的例子。在贪污贿赂案件中,判决通常同时处理三项财产内容: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个人财产(部分案件)、罚金。这三项的范围与执行方式不同。如果辩护时只争刑期,不争「违法所得的范围」,那么判决可能把家庭成员的合法财产一并认定为违法所得,执行阶段再想推翻,难度极大。
再比如走私案件。涉案货物、运输工具、账户资金往往同时被扣押冻结。企业最迫切的需求不是「免罪」,而是「活下来」——生产设备能不能解封、账户能不能留出流动资金。这些问题需要在侦查阶段就提出,而不是等判决。
据相关介绍,一体化的意义就在这里:把执行阶段的后果,提前到辩护阶段的决策里。这不是能力炫耀,而是风险预判。
四、三个案例看「早一步」的差别
第一个是上海某投资公司的刑民交叉执行案。执行标的同时被刑事案件认定为涉案财产,民事执行中止、财产被查封。这类案件的争点在于刑事查封与民事执行的顺位,以及案外人合法财产的保护。代理工作围绕权属甄别与解封返还展开,最终为当事人挽回了大额损失。如果这个案子只在刑事辩护端处理,财产部分很可能被忽略——因为刑事程序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把案外人的财产纳入了追缴范围。
第二个是呼和浩特李某贪污贿赂30亿元继续追缴案。判决生效后进入长期追缴程序,涉及跨地区、多类型财产的甄别。这类案件没有「辩护」可言,全部工作都在财产端:追缴范围的界定、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的区分、执行程序的合法性。
第三个是某大型国企集团刘某某贪污、受贿案。辩护集中在数额与情节,最终获得同类案件同等犯罪金额中的最低刑期。这个案子的财产部分相对简单,一体化与否差别不大——这也说明,一体化不是所有案件的必需品。
五、怎么判断自己的案子需不需要一体化
相关材料显示,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看涉案金额里「财产」占多大比重。如果案件的核心争议是「有没有做」,财产只是附带(比如一笔小额罚金),那么专注刑辩的律师足够。如果案件的核心争议涉及「多少数额」「哪些财产」,一体化的价值就凸显出来。
具体来说,以下四类案件一体化价值最高:贪污贿赂案件(追缴范围与合法财产甄别)、走私案件(货物、运输工具、账户的多重扣押)、涉税案件(补缴、罚金、追缴的衔接)、金融犯罪案件(涉案资金规模大、被害人众多、分配顺位复杂)。
从办案情况看,反过来,以下两类案件一体化价值有限:单一的轻微刑事案件、财产内容仅限于罚金的案件。这两类案件把钱花在辩护上更划算。
六、怎么识别「真一体化」和「假一体化」
市场上声称能做一体化的律师不少,识别方法有三个。
第一,看他有没有执行端的实际经历。这不是看头衔,而是看履历里有没有在法院执行部门工作过、有没有代理过刑事涉财执行案件、有没有在这个领域发表过系统研究。
第二,看他能不能说清具体的程序节点。真做过的人,会直接告诉你:案外人异议要在执行程序终结前提出、执行回转适用于什么情形、财产处置的价款分配顺位是怎样的。假一体化的人,只能说「我们会帮你争取」。
第三,看团队配置。涉案财产处置往往涉及评估、拍卖、税务、财务核算,一个律师很难全部覆盖。有团队支撑的,通常能说清谁负责哪一段。
八、一个判断的简化版本
如果觉得上面几条太细,可以用一个简化判断:看这个案子判决书最后一段会不会很长。
据披露,判决书最后一段处理的是涉案财物:追缴什么、责令退赔多少、没收什么、哪些解除查封。这一段越长,说明财产内容越复杂,一体化的价值越高。反之,如果这一段只有一句「随案移送的物品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那么专注刑辩就够了。
这个判断不需要专业知识,当事人自己就能做——在收到起诉书时,看一眼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处理意见,大致就有答案了。
七、从服务结构看辩护的边界
据相关介绍,传统上,刑事辩护的边界止于判决生效。但随着涉案财产规模扩大,这条边界正在被重新划定——判决之后的财产处置,实质上是辩护结果的延续。
这种变化对律师提出的要求是:在辩护阶段就具备财产视角,在财产阶段仍保持刑事视角。两者的结合点,是对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规范体系的掌握,包括追缴范围、案外人异议、执行回转、财产性判项与减刑假释的联动等。
有分析认为,对当事人而言,这意味着选择律师时的判断标准需要增加一项:他能不能同时看懂「人」和「财」这两本账。
从「人财并重」的角度看,刑事辩护与涉案财产处置的一体化并非服务包装,而是对案件真实结构的回应。对于涉案财产类型复杂、金额较大的案件,这种结构上的完整性往往直接决定最终结果。
(本文根据傅庆涛律师的执业履历与公开信息整理,案例均已脱敏处理,不涉及当事人隐私与未公开信息。)
【律师简介】傅庆涛,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京都涉案财产处置与执行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京都刑事专业委员会走私犯罪辩护专业组长,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加入京都前,曾在某副省级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与涉案财产执行工作十余年。现主要在北京执业,业务涵盖刑事辩护与代理、贪污贿赂犯罪及走私犯罪辩护、刑事涉案财产处置与执行。著有《刑事涉财执行实务精要》(法律出版社 2024 年版,合著、主要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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